之五是既坚持走自己的人权道路，又重视人权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原则。
因此，研究生活和工作领域之外的问题，就需要依赖社会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日常生活经验只有经过理论反思之后，才能以事理的方式呈现出来，进而才可能提出相应的法理问题。
因此，法律在实践过程中就会遇到各种问题，理解这些问题的事理，提炼背后的真正法理问题，检验来自西方的法理，就十分必要。而从事理讲法理，看起来是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的解析、日用道理的陈述，背后需要经验，但更需要理论视角，尤其是现代社会科学理论，既有的法学理论并不能提供多少力量资源。然而，实际状态常常是执法者与执法对象在协商的基础上完成。这些都需要社会科学知识和方法，越是复杂的社会越是如此。法理，是法律及法律现象的根本性、普遍性原理。
同时，中国社会中也会存在普遍有效或特有的法理。因此，研究生活和工作领域之外的问题，就需要依赖社会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它还能对部门法学进行解剖式观察，洞悉其知识和方法上的局限，从而保有反思和修正的可能。
正是基本法律概念的存在，才使得各个部门法学能被统合为统一的法律科学。[86]外部知识要想进入法律系统，就必须以法学的概念与法律场域的游戏规则来进行编码转化，参与到部门法学说的论证过程中来。[62] 三、法理论的学科属性及其与部门法学的关系 （一）法理论的学科属性 尽管存在外延日益扩大的趋势，但纵观法理论的学说史，分析法理论无疑是主流，而社会法理论则是重要分支。面对汹涌而来的外部知识的挤压，稚嫩的教义性法学要既保持认知开放，又维护自身的独立性并提高其科学性，就更需要法理论发挥其辅助学科和中介机制的作用。
对于一般法学说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法学的科学化努力。其次，法理论的概念分析也可以被用来破除部门法学的价值论崇信。
[22]Vgl. Hermann Ortloff, Die Encyclop?die der Rechtswissenschaft in ihrer gegenw?rtigen Bedeutung, Jena: Mauke,1857, S.146f. [23]Vgl. Ferdinand Walter, Juristische Encyclop?die, Bonn: Adolph Marcus,1956, S.4. [24]参见前引[8]，Brockm?ller书，第157页以下。[94]参见[德]萨维尼：《当代罗马法体系I》，朱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258页以下。在客观化的过程中，科学的两类要素要区分开来：一类是外部要素，即教学（学说与学科）与体系的观念。法律科学的任务通常在于掌握在某个国家有效之法律原则的全部范围，[23]即取向于对特定国家实在法的体系化和阐释。
一旦基本权利条款被理解为具有原则属性的规范，就意味着它们在被适用时，必须要与其他规范进行权衡，而在具体情形中权衡的结果必将影响对特定基本权利条款之内容的理解。知识的流动性和跨学科研究的兴起已是不争的事实。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奥尔特洛夫对法学百科全书总论的内容的界定，它包含了法的概念、法的根源和形成、客观意义上的法（法的分类、形式或渊源）、主观意义上的法（法律关系和权利）、法的科学。[94]中国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就法律关系的对象提出的四分法（物、人身、精神产品、行为/行为结果）同样如此。
有学者认为，这种趋势及其代表的法律科学化是中国法学摆脱幼稚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68]Vgl. Elmar Krüger, Die Bedeutung der Rechtstheorie, JuS 873(2012). [69]参见前引[37]，Somló书，第274页。
总论部分的篇幅相比于之前更为庞大，标题偶尔也会被直接称为一般法学说。科学不再被视为哲学的下位概念。
[69]基本法律概念为教义性法学体系的构造提供了必要的出发点。体系学最终成为了法律科学的重要标准：法拥有自身的内在统一性，法学的科学性依赖于对这种统一性的说明。从内容看，导论部分通常会涉及：百科全书和方法论的概念，科学和法律科学的概念，制定法和法的定义，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关系，对法律科学之渊源的讨论，对法律科学各部分的陈述等。传统一般法学说专注于发展和提炼法的概念以及其他基本法律概念。远离先验原则而返归实在法的努力最明显地体现在教义化的部门法学之中。其次，纯粹法学说持一种一元论的立场。
在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国，同样涌现出了一大批同主题著作。这部著作经过多次再版，于1909年被译为英文出版，在英语圈产生了重要影响。
哲学学派的学者着力阐述一种先验的法学说，观察包括其历史发展在内的实在法秩序，获得实在法的基本概念。当代学者阿列克西则提供了另一种答案：法律体系是由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这两种具有逻辑差别的规范构成的双重体系，除了以效力为链条的法律规则的阶层体系外，还有其背后以内容蕴含为联结方式的原则体系，后者属于客观价值秩序或柔性价值体系。
伴随着专业槽不断深挖的是学科壁垒的不断高筑，而这显然不利于作为整体学科之法学的发展。它将商谈性关联纳入法律体系之中，认为积累是法的知识获得确定的方式，经积累产生的法的知识构成了具有法的意义的总体系。
[55]社会法理论从社会学的观察视角出发，获得了不同于分析法理论的对法律体系的新理解，与后者形成良好互补，迄今为止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力。[72]具体阐述参见雷磊：《适于法治的法律体系模式》，《法学研究》2015年第5期，第22页以下。[95]参见舒国滢主编：《法理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56页以下。形成权—支配权对应于授权规范—行为规范的范畴，处于这两个规范领域之间的是动态要素法律行为，它是形成权的行使形式，可以证立、改变或废止支配权或其他形成权。
一百多年前，德国哲学家冯特就曾预言这样一个时刻即将来临：对于从事它的人来说，法律科学不再是最容易的学科，而成为最困难的学科之一，因为它可能要以最渊博的知识为前提。明确将体系作为科学之标准的是康德。
在现实中，法理论或许是关于数个相关之法律体系（尤其是有着共同文化传承的法律体系）的实在法的基本概念。[1]然而，过度教义化也可能导致法学的封闭和法学内部分支学科之间的隔阂。
[17]随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出现了大量的法学百科全书作品，这一发展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萌芽阶段（1800年之前）、兴盛阶段（1800年至1840年）和终结阶段（1840年以后）。它对于部门法学的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体系构造功能、学说批判功能和知识筛选功能。
[92]参见前引[50]，Nawiasky书，目录，第V-XII页。纯粹法学说是一种特殊版本的一般法学说，它试图以规范的范畴为基础去解释一切法律现象，并对既有法理论进行全面重构。这也反映出法律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视角日益流行：凡是不属于传统法哲学研究范围的、对一般意义上的法的结构和基本法律概念的研究，大体都可被归入法理论的阵营。[89]关于这种指导机制产生的困境，参见田夫：《法理学指导型知识生产机制及其困难》，《北方法学》2014年第6期，第5页以下。
无论是哪种情形，这些概念都已经脱离了特定的部门法学。[81]如今这一预言早已变成现实：除了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文学等几乎一切相邻学科都在不断向法学输送知识。
又是一种法学理论，因为它有别于法哲学和法社会学等从外部学科视角对法律的研究，属于法学自身的研究。[8]如果从今日关于法哲学划分的视角出发，传统法哲学是想从先验的伦理准则中汲取科学性，相当于法伦理学。
狭义法哲学处理的是是否存在绝对好的伦理观念，法律原则学说的任务则只在于指明法的形式条件。[65]作为结构理论，它的任务在于研究法秩序的构造，并提炼出用以分析一切法律体系的逻辑工具，包括法律规范的结构学说与法秩序的构造学说。
